建国以来中医屡受打压,却在历次疫情中力挽狂澜 -乐鱼app体育下载

2023-01-21 09:15:46  来源:   作者:闻道即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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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提要:受尽打压迫害的中医药,总为人民健康力挽狂澜。

01

曲折历程

  1950年第一届卫生会议,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和王斌特意请来了著名的反中医人物余云岫。

  早在1929年,在汪精卫授意下南京政府召开了第一届卫生委员会会议,通过了余云岫等提出的“废止旧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”,制定了6项消灭中医的具体办法。

  1933年,行政院长汪精卫再次提出中医不科学,主张中医一律不准开业,中药店也限令歇业。后来,国民党政府除了禁止中医办学,还设立考试和审查制度,规定中医获得行医执照才能开业。在非法的考试、审查制度下,绝大部分中医都不能合法行医。

  新中国成立后,中医界以为迎来了解放的春天,没想到卫生部居然又搬出了汪精卫的座上宾余云岫。

  余云岫说“中医是封建医”,提出对中医废医存药,被贺诚和王斌采纳。1951年出台的中医管理条例,规定所有中医必须考西医科目,不合格的取消行医资格。中医界群情激奋,纷纷上书中央。毛主席知道后,撤了贺诚和王斌的职。

  为了加强中医药的力量,党中央在卫生部成立了中医司,薛和昉为首任司长。

  1954年石家庄爆发乙脑疫情,西医治疗死亡率高达50%。石家庄卫生局长袁以群找了郭可明等7位名中医,以白虎汤、清瘟败毒饮为主治疗34例乙脑,病人零死亡。

  卫生部派了曾经留美的专家去石家庄考察。西医是教条主义,不知道病症不同药方也要随之调整,居然称同样是治乙脑,中医却用了几个不同的方子,没有统计学意义,否认了中医药的疗效。

  路志正向中医司汇报之后,引起了薛和昉的重视,于是卫生部副部长郭子化亲自带队第三次调查,终于承认了中医药的功效。见:

  1956年,北京也发生了乙脑。北京市中医院小儿科,以白虎汤、白虎汤加人参、紫雪、安宫牛黄散、至宝丹为主,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治愈率达96-98%。

  后来,薛和昉调任国务院秘书厅副主任。为了加强中医药的力量,1956年,吕炳奎调任中医司司长。

  吕炳奎是嘉定人,从小学中医,是当地名医。日本人占领嘉定后,23岁的吕炳奎自费购买了枪支弹药,组建了抗日武装。解放战争时,吕炳奎被任命为海防纵队政委,是人民海军的创始人之一。吕炳奎还负责过苏北沿海地区的经济、统战、军需和情报工作。电影《51号兵站》就是以吕炳奎为原型创作的。

  解放后,吕炳奎任江苏省政协秘书长兼统战部副部长,1953年任江苏省卫生厅厅长兼党组书记。

  1954年,在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席谭震林和省委书记柯庆施的支持下,吕炳奎创办了江苏省中医院和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(现南京中医药大学),编写了第一套系统化的中医教材。中医首次建立了医疗、教学、研究三位一体的国家队。

  1956年,已经身为书记处书记、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的谭震林,直接向毛主席推荐了吕炳奎进京主管中医。

  吕炳奎任中医司司长时,卫生部大院充满歧视、排斥中医的气氛。吕炳奎对中医司的人说,他们看不起中医,是奴才相的表现,你们要抬起头走路。

  对于建立北京中医学院,卫生部故意抵制,拖延半年都不给解决场地等问题。后来吕炳奎不得已提出学校暂时迁往南京,周恩来亲自批示:“首都办不成一所中医学院,这不是笑话了!”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亲自出马,才解决了场地问题。吕炳奎又从江苏调了40多中医,解决了师资、教材,1957年北京中医学院终于开学了。

  非典型肺炎疫情,早在1958年,就曾经在中国大陆大规模出现过。

  1956年上海第一医学院编写的《症状鉴别诊断学》就有非典性肺炎的描述。非典型肺炎的病灶虽然在肺部,但是只是淡薄的云雾状阴影,就像纱巾一样;而大叶性肺炎是厚实的大叶状阴影,就像木板一样;由于不是典型的大叶肺炎,因此叫作非典型肺炎。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,可能是细菌,但更可能是衣原体或病毒。

  1958年的非典型肺炎疫情,吕炳奎把一些老中医请去出主意。这些老中医不知道什么是非典型肺炎;听了西医的介绍,都说跟严重的感冒肺炎差不多。有什么可怕呢?使用几天麻杏石甘汤不就行了吗!于是全国使用麻杏石甘汤去防治。那时候每个单位都是熬麻杏石甘汤,免费让大家喝。因此,当时非典型肺炎没有在中国闹起来。见文章中的典型病例⑵非典型肺炎。

  毛主席要求西医学习中医。1958年,第一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毕业,毛主席在吕炳奎主持起草的报告上批示“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,应当努力发掘,加以提高”,还要求每个省都搞西学中培训班。

  每个省办一所中医院、办一所中医学院的模式在全国推广。到了1962年,已经有23所中医学院。但是中医学院不归中医司管,而是由卫生部教育司管理。

  1962年经济困难,卫生部教育司借机提出把23所刚建立的中医学院砍到5所。经吕炳奎努力,周恩来亲自拍板,最后保留了21所。

  卫生部一直明里暗里打压中医。当时,全国大约有5万中医带徒弟,但徒弟出师后卫生部即不让分配工作,也不准自己开业。

  为此,吕炳奎不得不多次越级向党中央、国务院抗争。1964年9月、1965年1月、7月,吕炳奎还3次直接向毛主席报告卫生部的问题:对党的中医政策阳奉阴违、中医队伍日益减少、中医经费只占卫生部经费的2%.....

  1965年,毛主席严厉批评卫生部是“城市老爷卫生部”,以中医药为主要武器的赤脚医生开始兴起。

  吕炳奎通过中央报告厅、新华社记者向中央反应情况的报告经常被扣押。1966年7月22日,吕炳奎写了一份5000字的大字报,对卫生部长期以来打压中医、对中央欺骗封锁、把百分之九十的中医推上绝路等等问题公之于众。

  卫生部指挥造反派反击,说吕炳奎“封建迷信”、“攻击领导”、“攻击毛泽东思想”。造反派冲进吕炳奎家把他抓走殴打、踹断了2根肋骨。后来,又把吕炳奎下放到江西修水改造。

  中医司被取消,“中西医结合办公室”取而代之。卫生部以“中西医结合”为借口,不允许中医单独生存和发展。

  十年间,23个中医学院只留不到10个、300多个中医医院只剩下一百零几个,而且大多被西医控制了。

  1959年中医36.1万,1977年减少到24万;

  1959年西医23.4万,1977年增加到73.8万。

  不过,赤脚医生大放异彩。

  1970年6月,《赤脚医生培训教材(供南方地区使用)》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。第一版印50万册,一抢而空,数次加印了118万册。

  不久,由上海中医学院、浙江中医学院等集体编著的《赤脚医生手册》出版,这本深紫色塑料皮封面的手册,立刻成为风靡全国的畅销书,各地的赤脚医生几乎人手一册。

  它不按照传统的做法先讲解剖学、生理学、生化学、药理学,而是以问题为中心,清晰明了、简单易行《赤脚医生手册》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。赤脚医生手册务求实效,成为医学教育成功的案例。

  《赤脚医生手册》图文并茂,是一个“全科医疗医药”宝典,从常见的咳嗽、呕吐到复杂的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;从普通急性病到狂犬病的救治;从灭蚊、灭蝇的防病知识到核武、生化武器的防护;从针灸、草药到常用西药,无所不有。

  到1977年,全国近90%的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,赤脚医生的数量一度达到150万人。

  1977年,吕炳奎复职,接手了中西医结合办公室。

  吕炳奎发现,卫生部所谓的中西医结合,就是不许中医独立发展、要用西医理论改造中医、最终消灭中医,于是提出了“中医、西医、中西医结合”三支力量要同时各自独立发展。

  1978年10月,卫生部恢复了中医局。

  1982年崔月犁被任命为卫生部长。崔月犁是至今为止少有的真正支持中医的卫生部长。

  1948年,城工部部长刘仁派28岁的崔月犁策反傅作义。崔月犁以北京协和医院放射科医生的身份为掩护,最后选定了三条路线:傅作义恩师刘厚同,傅作义的女儿地下党员傅冬菊,以及傅作义的副手邓宝珊,为和平解放北平立下大功。

  北平和平解放后,崔月犁担任了北平市委书记彭真的秘书。因为这段经历,文革中受彭真的牵连被关进监狱7、8年。在狱中崔月犁得了幻听幻视的毛病,出狱后西医多方治疗无效,无法工作。最后是中医把他彻底治好了。

  因为这段经历,让崔月犁成了中医的坚定支持者。

  崔月犁上任后,支持吕炳奎召开了1982年的衡阳会议。会上规定,中医学院必须办成真正培养中医人才的学院。但是由于强大的反中医力量,执行的困难非常大。

  卫生部反对吕炳奎的势力很强大。吕炳奎是1939年入党的老革命,1953年就是司局(厅)级干部,但是在卫生部30年没有升级,每次提副部时都遭到明里暗里的阻挠。

  厅局级干部,68岁退休。因此1983年吕炳奎就被迫离休了。不得已,吕炳奎和崔月犁等人联合光明日报创办了“光明中医函授大学”。

  “光明中医函授大学”受到很大的阻力,不仅学历不被承认,后来还被取消了办学资格。

  对中医打击最大的,还是1980年代开始的医疗市场化改革。国家给医院的拨款越来越少,逼着医院自己从病人身上赚钱。在这种情况下,越是让病人多掏钱的疗法,就越是流行;而简、便、廉的中医受到了致命的打击。劣币驱逐良币,中医药被逆向淘汰。

  1983年,人民公社解散,农村合作医疗迅速衰弱,从1976年覆盖90%血崩式降至11%。1985年,赤脚医生被取消。到1989年,农村合作医疗仅存4.8%。农民重新陷入自费医疗的境地。

  而中医院为了生存,也引入了西医的设备和药物,越来越西化。

  1983年,徐向前元帅发烧腹泻西医治不好,被邓铁涛几副药治愈,邓铁涛要求徐向前支持中医。不久经国务院同意,1986年成立了中医药管理局。

  1990年,中医药管理局差点被以精简机构的名义取消,幸亏邓铁涛等“八老上书”,才保留下来。

  1998年底至1999年初,华北发生大流感疫情。

  北京市卫生防疫站调查结果,流感发病率为10.1%,当时全市约100多万人发病。北京的中医专家积极迎战,对症下药,开出处方感冒一号方,以经方麻杏石甘汤为主,辅以黄芩、连翘等清热解毒类药物,临床效果极佳,流感初起退烧只需1天左右。见:。(吕嘉卫为吕炳奎之子)

  但是到2003年时,中医还是只有38万;西医人数则达到200万人。中医药学由于在各个方面都与西医药学不平等,越来越边缘化。

02

2003年非典,中医药力挽狂澜

  2003年广东的非典,中医第一时间参与了救治。邓铁涛所在的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,中医治疗73例非典全部治愈,病人0死亡、0转院,医护人员0感染,患者0后遗症。平均退热3.26天,平均住院10.14天。

  而钟南山治疗了88个病人,死亡10例。

  其中钟南山使用纯西医治疗的17例,死亡9例,死亡率53%。

  而中医药介入后参与治疗的71例 ,只死亡1例 ,死亡率 1.4 %。

  可以说,正是中医把钟南山治疗非典的死亡率从53%大幅降低到了1.4%。

  但是钟南山隐瞒了中医药的贡献,称广州非典死亡率最低,是他提出的激素疗法起了作用。

  因此,非典传播到北京的时候,北京仍然采用钟南山疗法,而禁止中医药,不仅造成死亡率高,且带来了股骨头坏死、肺纤维化等严重的后遗症。北京感染非典的医护人员中,股骨头坏死的比例高达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。

  后来,中医界元老邓铁涛上书中央,应光荣起草、吕炳奎签名支持的报告获温家宝总理批示、吴仪副总理亲自落实,中医药才进入北京非典主战场。

  国务院研究室原副司长陈永杰等人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指出:中医药介入后,北京非典的死亡率下降为之前的五分之一。参见:

  但是非典过后,中医药的贡献被卫生部刻意隐瞒,而钟南山则成了非典英雄。见:钟南山治疗非典的教训

03

新冠疫情,中医药再次力挽狂澜

  2020年疫情初期,武汉仍然使用钟南山非典疗法治疗新冠。因此,武汉金银潭医院的新冠重症病人28天内死亡率高达61.5%!

  2020年1月25日,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亲自制定“中西医结合”战略之后,1月27日中医国家队成建制进入武汉,承包了金银潭医院的一个病区110个重症病人,结果一个月不到就有59人出院。

  西医治疗,新冠重症病人28天内死了61.5%;中医治疗,同期重症0死亡53.6%的人出院!中医方舱病人无一例转重!

  如此强烈的对比,震撼了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,之前对中医药有强烈偏见的他,主动要求给更多的病人吃上中药。

  苗青:“以我现在所在的金银潭医院为例,我们在里面呢,管着一个病区,用中医中西结合这样一个治疗。那后来呢,上个星期他们张定宇张院长找到我,找到我们黄璐琦院士,说能不能让我们更多的病人去吃上中药,进行中西结合治疗?那到现在为止呢,我知道大概八个病区的病人,每天很多人在吃中药,在进行中西医治疗。我想在武汉的其他地区也都是这样。”

  王春潇:“目前在我们重症诊治这一块,中西结合的这个方式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?目前在临床的诊疗方面,在重症使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多吗?”

  苗青:“应该讲在我们这个病区里边,还有其他的一些病区里面,我们看到的也是不少的。这里边儿比如像我们这个地区,我们从大年的初三开始,我们接手这个病区以后到现在一个月了,我们一共收了110个病人,这里边现在已经出院了59个。这59个病人呢 大概占到我们的53%。一百多个病人里面,占到53%。就像您说的,这个金银潭医院它是一个收治重病人为主的一个医院。那在我们这个100多个病人里面,大部分,包括这些出院的,都是从重症转成轻症,转成这个普通型以后,或者说再痊愈以后,以后这些病人才能够出院。”

  那么,西方国家的西医比武汉的西医强吗?

  《英国医学期刊》2020年4月30日发表的文章显示,16749位入院病人中,33%死亡,死亡率超过了埃博拉。不仅如此,进了icu的病人死亡率45%,其中用了机械通气的病人死亡率53%。详见:

  类似的,上海首轮疫情仅有31例重症和危重症,但是却死了7例,重症死亡率高达22.6%。原因就是张文宏给上海病人试遍了抗病毒药物,结果发现无效,是上海中医药介入才降低了死亡率。详见:

  早在2020年4月9日我们就指出,张文宏负责的上海新冠救治水平很差,在全国34个省市仅排名22。就江浙沪来说,江苏保持了0(0/651)死亡,浙江也只死了1人(1/1267=0.079%),远远低于上海的7人(7/552=1.3%)。上海的死亡率是浙江的16倍。

  凡是中医药强大的省市,死亡率就低、甚至零死亡;反之亦然。

2020年4月9日排名

  排名前列的,并不是西医最强的北京、上海,而是一大批经济落后的中医强省。

  宁夏、青海、山西,都是西医不发达的穷省,却拿了冠军。

  再接下来,中医发达的江苏0死亡,浙江、湖南、江西死亡率0.1%,这也都是中医药强省。

  福建、广东、四川、安徽、广西、内蒙古、山东、吉林、重庆、云南、陕西,死亡率都低于上海。

  早在2020年1月,我们就指出,新冠病毒并不可怕,只要治疗正确基本应该零死亡。武汉死亡率很高,包括李文亮的死亡,都是治疗错误。参见:

  首轮疫情结束之后,从2020年5月17日至2021年12月31日,中国大陆新冠病人只死亡2人。参见:

  而这死亡的2例,也还是因为西医治疗错误。参见:

  然而,中医药的贡献再次被刻意隐瞒,而疗效非常可疑的辉瑞抗病毒药物却被吹捧为“特效药”。

  2022年的上海疫情,紧急进口了辉瑞“特孝药”的上海,开始两周,新冠重症病人一天就能死掉百分之几十!

注:危重症一天死亡率=当日死亡人数/昨天的危、重症人数

  这时候,还是中医药力挽狂澜。国家派了张伯礼等中医团队进入上海,和上海的中医张炜等人共同制定了《》,4月19日开始推行。

  和武汉疫情一样,随着中医药的介入,上海此轮疫情的新冠死亡人数在4月28日达到高峰后开始下降,逐渐降至0死亡。

  2022年上半年的疫情,上海感染占中国大陆感染人数的84%(77万多中的65万),死亡人数却占了99.66%(590人中的588人)。

  按确诊死亡率算,上海1.014%的死亡率是同期吉林的202倍;

  按感染死亡率算,上海0.09%的死亡率是同期吉林的30倍。

  张文宏的第一个借口是,老年和基础疾病。难道同期吉林疫就没有老人?没有基础疾病?别忘了,长春还是0死亡。参见:

  张文宏的第二个借口是,老年人没全部打疫苗,所以死亡率高。既然你说死亡的原因是基础病,难道打了疫苗,基础病也不发作了?还有,没有疫苗、没有西方特效药的朝鲜,死亡率也和吉林差不多,远远低于上海,又怎么解释?参见:

  就这样的新冠救治水平,2022年5月22日,张文宏还在《新冠肺炎全球流行背景下我国疫情防控策略的实施》中,宣传“上海经验”。他说关键就在疫苗和特效药,老年病人死亡的原因是严重基础疾病和没打疫苗。

  “抗病毒治疗、抗炎治疗、抗凝治疗,这三大治疗应该是全球公认的最为主要的药物性治疗。”

  这全球公认的三大疗法,就是在不同阶段,选择使用:paxlovid、sotrovimab、瑞德西韦、莫努匹韦、地塞米松、肝素、激素.....

  就是因为张文宏推崇“全球公认疗法”和美国接轨,所以上海疫情的死亡率内地最高。

  就算按照庸医0.09%的感染死亡率计算,那么感染10亿就要死亡90万!别忘了,这还是在没有医疗挤兑、中医给他擦屁股、全国医护支援上海的情况下!

  按照庸医这样疗法,全国此轮疫情的损失必将是几百万级别的!

04

力挽狂澜,还是要靠中医药

  2023年1月14日,卫健委称放开以来院内新冠相关死亡59,938例。一个月就相当于之前三年累计死亡(5235)的10多倍,非常惨重;但这仍然是大大低估的数字。见:

  但就在这样的形势下,居然有人敢说目前新冠重症0死亡,且大部分重症病人7天内就有好转。

  这就是张炜所在的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西院。见《》。

  而在缺医少药的乡下,一个乡村中医使用中药预防和治疗,使得1500位村民无一重症,和周围的其他村庄形成鲜明对比。见中国中医药报报道《》

  成都中医药大学的扈晓宇,在2020年援助武汉时就取得优异成绩(见),最近1个月救治71例新冠病人,除一例来不及吃中药的死亡,已有65人出院。没有用呼吸机,没有用任何抗病毒药......

  面对巨大的损失,2023年1月2日,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2023年第1号文《》,强调“第一时间用上中医药作为救治原则”。

  人民日报最近几天也密集发文:

  中医药局也认识到了宣传工作的重要性:

  三年疫情,中国赢了抗疫,却输了舆论,最终导致惨重损失。见:

  历史一再证明,中医受重视则国泰民安,中医被打压则百姓受难。

  历史一再重演,又到了中医药力挽狂澜的时刻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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